自20世纪初，Cartier 开始系统性地将波斯、伊斯兰及莫卧儿装饰传统作为造型、色彩与表面装饰的灵感来源。这并非像1922年图坦卡蒙发现后兴起的埃及复兴风潮那样界定分明的单一运动，而是一种跨越数十年的持续探索，并根据所借鉴的传统不同而呈现出各异的表达方式。
波斯细密画提供了一套色彩体系：深松石绿、珊瑚红、翡翠绿与青金石蓝，以平涂、饱和的方式组合运用，而非欧洲自然主义中渐变晕染的手法。Cartier 的珐琅师与宝石镶嵌师将这种美学转化为化妆盒、烟盒与座钟上的珐琅装饰，常以源自波斯瓷砖与手抄本插图的几何或花卉边框加以点缀。
伊斯兰几何纹样提供了另一种资源：相互交扣的星形、六边形与阿拉伯式蔓藤花纹，贯穿于从西班牙到中亚数百年伊斯兰建筑与装饰艺术之中。这些几何元素契合了正在兴起的装饰艺术风格，彼时设计师对纯粹形式与抽象性的追求，已将他们从美好年代的自然主义母题中引领而出。
莫卧儿印度则提供了第三条脉络。莫卧儿珠宝匠自17世纪起制作的雕刻宝石，包括刻有花卉图案与铭文的祖母绿、红宝石与蓝宝石，在20世纪初经由宝石贸易广泛流通。Jacques Cartier 多次前往印度与波斯湾，与土邦王公及宝石商人建立关系，并直接从这些来源采购宝石。他带回的莫卧儿雕刻宝石与欧洲切割钻石一同镶嵌于 Cartier 作品之中，造就了一种平等汲取两种传统的融合风格。
这种融合在1920年代的水果锦囊风格中得到最完整的体现，雕刻祖母绿、红宝石与蓝宝石被组合于珠宝之中，呈现出迥异于纯粹欧洲传统的独特面貌。然而，莫卧儿与伊斯兰的影响同样贯穿于那些异域色彩并不那么鲜明的作品之中：对色彩的运用、几何图案的处理方式、将平面装饰与立体元素融为一体的意愿，无不折射出 Jacques Cartier 及其同仁从旅途中带回并融入品牌视觉语言的广博参照。这一探索在土邦王公与莫卧儿华彩及 Cartier 与波斯伊斯兰灵感中有进一步的阐述。
资料来源
- Francesca Cartier Brickell，The Cartiers（Ballantine Books，2019年），第2章（"Louis，1898–1919"）及第4章（"Jacques，1906–1919"）
- Francesca Cartier Brickell，"Maharajas, Pearls and Oriental Influences: Jacques Cartier's Voyages to the East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JS12:103–115
- Hans Nadelhoffer，Cartier: Jewelers Extraordinary（Thames and Hudson，1984年；2007年修订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