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tier与印度各王公邦宫廷之间的关系，是这家公司历史上最为复杂、影响最为深远的脉络之一。这并非简单的零售关系。王公们带来了几代人积累的宝石珍藏，委托Cartier对其进行重新演绎。这种往来也是双向的：Cartier通过经销商和拍卖主动寻觅印度宝石，莫卧儿珠宝传统与Cartier巴黎工坊之间的美学碰撞，在此后数十年间为公司的设计留下了深刻印记。
Jacques Cartier与印度的渊源
这段关系的个人维度，包括Jacques的所见所得、他带回的一切，以及这一切如何塑造了公司的创作，已在《王公与莫卧儿的辉煌》和《Cartier与王公》中有所探讨。Jacques Cartier是与开拓印度客户网络关系最为密切的兄弟。他主理Cartier伦敦，在二十八年间多次赴印，接待王公及其代表，深刻理解这段关系的战略价值。他自1900年代初起所促成的委托订单，无论从所涉宝石的规格还是作品的创作规模来看，都是当时欧洲市场所无法比拟的。印度客户从世代积累的家族宝库中带来了红宝石、祖母绿、天然珍珠和未经切割的钻石。
卡普尔塔拉王公
在与Cartier保持长期合作关系的印度宫廷中，卡普尔塔拉以其联系之深厚、渊源之久远而尤为突出。卡普尔塔拉王公Jagadjit Singh是一位法国文化爱好者，他在旁遮普仿建了一座凡尔赛宫，并在巴黎社交界活跃数十年。他与Cartier巴黎的合作关系从1900年代初延续至1930年代，涵盖头巾饰品、项链，以及将其私人宝库中的宝石进行重新镶嵌。他出席了1925年巴黎装饰艺术博览会，此后的委托订单使他跻身那一时期最重要的印度赞助人之列。
下一代人以不同的方式延续了家族与Cartier的渊源。Jagadjit Singh的一位继承人成为了认真的腕表收藏家，购入多枚Cartier时计。Amrit Kaur公主以其风格与珠宝在Cartier巴黎圈子和时尚媒体中备受瞩目，《Vogue》称其美学影响力甚至波及包括Schiaparelli在内的设计师。
帕蒂亚拉项链
最广为人知的单件委托作品是帕蒂亚拉钻石项链，于1928年为帕蒂亚拉王公Bhupinder Singh制作。这件作品共镶嵌2,930颗钻石，以De Beers钻石（当时世界上已知的第七大钻石）作为主石。该项链在1940年代后销声匿迹，其后续去向及所有宝石的下落至今未能得到完整的说明。
改制镶嵌与美学交融
改制镶嵌工作，即将莫卧儿时期的珠宝或散装印度宝石以1910至1920年代西方审美重新镶嵌于铂金之上，引发了珠宝业当时才刚开始思考的诸多问题。印度客户希望以现代镶嵌呈现宝石，使其能够在欧洲宫廷和社交场合中被接受。这一过程也使Cartier的设计师得以接触到印度雕刻宝石、镌刻祖母绿和雕花红宝石珠串，并将这套语汇融入自身的设计语言之中。Tutti Frutti风格以彩色雕刻宝石与钻石相互搭配为特征，正是在这种碰撞中应运而生。天然珍珠贸易同样至关重要：许多王公持有规模惊人的世代相传珍珠珍藏，珍珠交易构成了与Cartier商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规模与意义
对于公司的财务而言，印度委托订单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初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所涉及宝石的规模与品质，是欧洲或美洲市场难以企及的。这段印度赞助的鼎盛时期塑造了Cartier的工坊、设计师与设计语汇，其影响在公司的作品中长久留存，即便1947年印度独立后的政治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王公邦的购买力，这种影响依然清晰可见。
参考资料
- Francesca Cartier Brickell，The Cartiers（Ballantine Books，2019年）
- Francesca Cartier Brickell，"Maharajas, Pearls and Oriental Influences: Jacques Cartier's Voyages to the East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JS12:103–115
- Hans Nadelhoffer，Cartier: Jewelers Extraordinary（Thames and Hudson，1984年；2007年修订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