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8月战争爆发，打断了 Cartier 赖以建立其地位的美好年代世界。支撑顶级珠宝需求的社会结构，包括宫廷季、贵族阶层往来于伦敦、巴黎及欧洲各大豪宅之间的社交圈，骤然崩塌或急剧收缩。品牌各工坊的工匠纷纷应召入伍，客户将资源转向他处。令花环风格头冠成为十年间核心委托作品的种种条件，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
三家分行在同样的压力下各有应对。Louis Cartier 主持的 Cartier 巴黎继续运营，但规模缩减，许多曾制作最精复杂作品的技艺精湛工匠此时已不在岗位。Cartier 伦敦在战时始终保持开业，服务的客户涵盖军官及其家属，以及那些尽管战事持续仍有珠宝需求的人士。Cartier 纽约受到的直接影响最小，美国直至1917年才加入战争，Pierre Cartier 的美国业务在欧洲两家分行最受制约的那几年里持续发展。
这场战争最持久的创作成果是 Cartier Tank。Louis Cartier 设计的这款矩形腕表，其造型灵感来源于出现在西线战场上的新型装甲坦克的俯视轮廓，设计于1917年。表款轮廓与坦克平行履带之间的关联十分明确，履带化为表带，表身化为车体，这一构思清晰体现在 Louis Cartier 的设计理念中。Tank 腕表最初作为礼物制作，战后进入量产，成为二十世纪被模仿最多的腕表设计之一。
Louis Cartier 战时最负盛名的委托创作于1918年7月到来，Cartier 受托为 Ferdinand Foch 设计一根纪念性的陆军元帅权杖。Foch 于次月晋升法国元帅。这件作品当时被描述为"注定成为历史文物的艺术品"。如今它与 Cartier 为元帅 Philippe Pétain 制作的另一根权杖一同珍藏于巴黎军事博物馆。上方照片摄于1919年7月14日巴士底日胜利阅兵，Foch 骑马手持权杖向人群致意。
战争也加速了一项早已悄然进行的变革：对于有身份地位的男性而言，标准计时工具从怀表转向了腕表。前线的军官需要无需伸手入袋便可查看时间的表款，腕表由此与现代感和实用性紧密相连，这是1914年之前所不具备的意涵。
从战争中走出的社会世界，与战前已大相径庭。曾是 Cartier 核心客群的众多欧洲贵族家族，或失去了财富，或失去了男性继承人，抑或二者兼失。新兴财富阶层、美国客户，以及更具国际视野、不再以宫廷为中心的客群，在停战协议签署后的数年里，对品牌而言愈发举足轻重。
资料来源
- Francesca Cartier Brickell，The Cartiers（Ballantine Books，2019年），第4至5章
- Hans Nadelhoffer，Cartier: Jewelers Extraordinary（Thames and Hudson，1984年；2007年修订版）
- Agence de presse Meurisse / 法国国家图书馆，Foch 元帅出席1919年7月14日巴士底日阅兵典礼照片（公共领域）
